文/古心

一

金石學自北宋中葉創(chuàng)始，歷元、明、清、民國，綿延至今已近千年，作為研究與賞鑒并具的專門之學，其歷史可謂邈遠悠長，經(jīng)久不衰。

金石學，顧名思義，就是研究金石的學問，金指青銅禮器，石即豐碑石碣。早在上古時代，我們的先人就在金石上刻畫文字（符號）、鐫題功績�！赌�子·兼愛下》：“子墨子曰：‘吾非與之（筆者注：指先圣六王）并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于竹帛、鏤于金石、琢于槃盂，傳遺后世子孫者知之。’”“鏤于金石”，即在金石上鏤刻先圣六王的言行勛績。又《呂氏春秋·求人》云：“得陶、化益、真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著于盤盂�！薄般懞踅鹗�”，即在金石上鑄刻大禹的豐功偉績。這些刻在青銅碑石上的文字（或符號、圖像），后世稱之為“金石文字”，或逕稱“金石”。

北宋以前，鮮有專治金石的學者，見諸史籍的只是零星的記載，如《漢書·郊祀志》載，漢宣帝時，張敞“好古文字”，曾考釋過美陽（今扶風縣法門鎮(zhèn)）的尸臣鼎。又《元和郡縣志》載，唐貞觀年間，在天興縣南（今鳳翔縣）出土了十件石鼓，上面刻有文字，經(jīng)時人考釋，認為是“紀周宣王畋獵之事，其文即史籀之跡也”，虞世南、褚遂良、歐陽詢觀摩后皆稱其書法古妙。這些在當時人看來已是古奧難識、形似大篆的文字，便是石鼓文，后世稱之為“石刻之祖”。

《金石研究》叢刊封面

迨至北宋，統(tǒng)治者重文抑武，特別是自仁宗開始倡導恢復古禮，崇禮復古漸成社會風潮。文人士大夫嗜古成廦，熱衷于搜尋研究古器物。凡鐘鼎彝器、石刻玉印、木簡瓦當，“無不在當時好古家網(wǎng)羅之內(nèi)”。他們或摹寫鐘鼎款識，迻錄碑石刻辭；或圖繪器物形制，定其名稱（如鐘、鼎、鬲、敦、尊等）；或傳拓古器銘文、紋飾，互贈拓本以供賞玩研究；或考釋古器文辭，探究古制，以補正經(jīng)史；或纂輯青銅碑石目錄，以明金石存留情形等等。這些沉埋已久的金石器物在尚古學者們的膜拜下重獲“新生”。由此，在士大夫階層中出現(xiàn)了一群專攻金石的學者，劉敞、歐陽修導夫先路，承續(xù)者曾鞏、呂大臨、李公麟、楊南仲、黃伯思、董逌、沈括、王黼、趙明誠等。宋室南渡后，亦不乏踵繼者，如洪適、薛尚功、洪遵、王俅、婁機、王厚之、王象之、陳思、鄭樵等。據(jù)民國學人宣哲的《金石學人錄》統(tǒng)計，兩宋金石學家有164人（引自衛(wèi)聚賢《中國考古學史》）。這些金石家勤于著述，留下了一部部不朽的巨著，如劉敞《先秦古器記》、歐陽修《集古錄》、呂大臨《考古圖》、李公麟《古器圖》、王黼《宣和博古圖》、趙明誠《金石錄》、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洪適《隸釋》《隸續(xù)》、王俅《嘯古堂集古錄》、陳思《寶刻叢編》等。據(jù)楊殿珣《宋代金石佚書目》，兩宋金石佚書有89種，容媛《金石書錄目》載現(xiàn)存者約有30種，著述規(guī)模可謂龐大。王國維在《宋代之金石學》中說：“近世學術(shù)多發(fā)端于宋人，如金石學，亦宋人所創(chuàng)學術(shù)之一。宋人治此學，其于搜集、著錄、考訂、應用各面，無不用力，不百年間，遂成一種之學問�！�…由是觀之，金石之學，創(chuàng)自宋代，不及百年，已達完成之域……漢、唐、元、明時人之于古器物，絕不能有宋人之興味，故宋人于金石書畫之學，乃陵跨百代�！苯鹗瘜W創(chuàng)立伊始即取得了極高成就，王國維的評價可謂中肯精到。

二

兩宋以后，金石之學漸衰，進入清代，在顧炎武、傅山、朱彝尊、閻若璩等學者的倡導下，金石學又勃然復興。梁啟超在《清代學術(shù)概論》中說：“金石學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科學也。自顧炎武著《金石文字記》，實為斯學濫觴�！鼻�嘉以降，金石之學臻于鼎盛，涌現(xiàn)出了一大批金石學名家，如畢沅、錢大昕、王昶、翁方綱、黃易、孫星衍、阮元、吳榮光、張廷濟、吳式芬、陳介祺、葉昌熾、潘祖蔭、楊守敬、吳大澂等，不勝枚舉。其著述也洋洋大觀，如《金石萃編》《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西清四鑒”、《山左金石志》《筠清館金石文字》《兩漢金石記》《寰宇訪碑錄》《捃古錄金文》《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嵩洛訪碑日記》《小蓬萊閣金石文字》《八瓊室金石補正》等。據(jù)宣哲《金石學人錄》，清代金石學家多達1058人。其著作見存于后世者（不計佚書），據(jù)容媛《金石書錄目》，清代（延至民國初年）計有906種，而在此之前存世者僅67種（引自衛(wèi)聚賢《中國考古學史》）。正是這些矻矻孜孜、醉心金石的學者逐漸建構(gòu)起了清代金石學的龐大殿宇。

清代中后期，隨著新材料如殷墟甲骨、西域木簡、齊魯封泥等的不斷發(fā)現(xiàn)，金石學的研究范圍從以青銅石刻為大宗，而擴延至鏡銘兵符、錢幣璽印、竹木陶器等，出現(xiàn)了數(shù)量眾多的專門性及綜合性巨著，如陸心源《千甓亭古磚圖釋》、陳介祺《封泥考略》《十鐘山房印舉》《傳古別錄》（專講傳拓工藝的理論著作）、李佐賢《古泉匯》、吳大澂《古玉圖考》、葉昌熾《語石》、劉鶚《鐵云藏龜》、孫詒讓《契文舉例》等等。雖考證之法多本宋代成例，但在金石學視野及考證的規(guī)模、范圍和精深細微方面，清人皆遠邁宋人，有集大成之果。

清季民初，西學東傳，金石學研究的視野愈加開闊，以羅振玉、王國維為代表的金石家學兼中西，積極吸納現(xiàn)代科學方法，在金石學領(lǐng)域（如甲骨學、簡牘學、石經(jīng)學等）作出了令人矚目的開創(chuàng)性成就。如羅振玉的《殷商貞卜文字考》、《殷虛書契菁華》、《殷虛書契前編》及《后編》《續(xù)編》，王國維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殷周制度論》《魏石經(jīng)考》《簡牘檢署考》，羅王合著的《流沙墜簡》等，皆對學界產(chǎn)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在西方現(xiàn)代學科思潮的激蕩下，作為一門博雅古老的學問，民國時期的金石學研究也在悄然發(fā)生變化，而逐漸與現(xiàn)代學術(shù)接軌。這一時期出現(xiàn)了數(shù)種通史性的金石學論著，如馬衡《中國金石學概論》、朱劍心《金石學》、陸和九《中國金石學講義》等，對前人金石學的研究成果作了系統(tǒng)的總結(jié)和梳理，從中可一窺金石學發(fā)展和演變的軌跡，是近代金石學相對于傳統(tǒng)金石學研究格局的一大突破，其中馬衡的《中國金石學概論》被譽為近代金石學的開山之作。關(guān)于“金石學”一詞，前人皆未有明確定義，馬衡在《中國金石學概論》中說：“金石者，往古人類之遺文，或一切有意識之作品，賴金石或其他物質(zhì)以直接流傳至于今日者，皆是也。以此種材料作客觀的研究以貢獻于史學者，謂之金石學。古代人類所遺留之材料，凡與中國史有關(guān)者，謂之中國金石學。”凡彝器碑版、簡牘陶器、骨玉璽印等，不論有無文字，皆為金石學所當研究者。“故今日之所謂金石學，乃兼古器物學、金石文字學而推廣之，為廣義的學科名稱，非僅限于狹義的物質(zhì)名稱已也。”其對金石學的經(jīng)典概括深為學界所推重。金石文脈薪火相傳，賡續(xù)者楊樹達、郭沫若、容庚、王獻唐、于省吾、唐蘭、陳直、商承祚等皆在金石學領(lǐng)域卓有建樹。

三

綜觀金石學近千年的興衰歷程，其與社會導向、文化氛圍密切相關(guān)。新世紀以來，隨著社會經(jīng)濟和學術(shù)文化的日益繁榮，傳統(tǒng)文化愈來愈受關(guān)注，地上發(fā)現(xiàn)、地下出土的金石故物也與日俱增，其數(shù)量之多、種類之繁令人目不暇接，金石鑒藏、研究之風漸起，沉寂已久的金石學又重新回歸人們的視野�！敖鹗瘻Y藪，夙推關(guān)中”，作為周秦漢唐文明的薈萃之地，關(guān)中被稱為“金石重鎮(zhèn)”，上世紀三十年代，本著“提倡高尚藝術(shù)，發(fā)揚文化”的宗旨，在邵力子、楊虎城的主持下，關(guān)中文化名流寇遐、黨晴梵、張寒杉等人發(fā)起成立了西京金石書畫學會，學會以《西京金石書畫集》作為會刊，對推動陜西金石書畫的研究貢獻極大，惜刊物僅出版五期便因戰(zhàn)亂而被迫輟止。前人殷殷宏愿未竟，猶冀來者傳斯學而光大之，當代陜西書法家陳建貢先生踵武前賢，邀集海內(nèi)外同好于2017年創(chuàng)辦了金石學�？�——《金石研究》，該刊目前已出版五輯，影響漸及學術(shù)界、書法界、收藏界等。

從欄目設置上看，該刊設有吉金、刻石、瓦甓、璽印、題跋、簡牘、人物、爭鳴、文房九大類，門類齊全，別具特色。其中，吉金、刻石、瓦甓、璽印、簡牘皆屬傳統(tǒng)金石學的研究范疇，舉凡鼎彝、鏡鑒、權(quán)量、錢幣、兵器（屬吉金），碑碣、墓志、摩崖、造像、骨片、玉器（屬刻石），古磚、古瓦、印陶（屬瓦甓），各類公私印章及篆刻藝術(shù)（屬璽印），竹簡、木牘、縑帛（屬簡牘）等，靡不涵蓋。題跋亦為金石學的固有范疇，文人雅士將金石考據(jù)、鑒賞文字以書法的形式題寫在拓片上，是為金石題跋，千年古器藉拓片以傳世，藉題跋以明其流傳之序。金石題跋集珍貴的拓片、考究的文辭與精美的書法于一身，既可把玩賞鑒，亦可稽古探幽，別具一格。�？�辟有“人物”一欄，專門講述金石學者的生平足跡、學術(shù)或藝術(shù)歷程，從中可睹其風貌，感其意志，以激揚后學。金石家大多能書會畫，自然對筆墨紙硯等文房用具情有獨衷，視古硯、古筆、鎮(zhèn)紙等為珍寶，這些文房器物氣象高古、意蘊深厚，欄目特設“文房”，足見創(chuàng)刊者的金石雅趣�！捌嫖墓残蕾p，疑義相與析”，學術(shù)問題（爭議）只有經(jīng)過充分商討論辯，才能愈來愈接近真相，該刊專辟“爭鳴”一欄，以期創(chuàng)設自由開放的金石文化氛圍。

從選載文章看，該刊不拘學歷、身份及職業(yè)的限制，以質(zhì)取文，新材料、新觀點、學術(shù)性、藝術(shù)性為其擇文標準。通覽該刊各輯，公布金石新材料是其一大特色，如近些年新發(fā)現(xiàn)的《張氾請雨銘》《劉福功德頌》（刊于第一輯）、《嵩岳殘碑》（刊于第三輯）、《燕然山銘》（刊于第四輯）、漢長安城未央宮遺址出土的骨簽（刊于第二輯）、元青瓷押�。�刊于第一、二輯）、河北省灤南縣出土的兩漢礪石（刊于第一、二輯）、唐代大書法家馮承素為其父撰書的《馮師英墓志》（刊于第二輯）、烏程漢簡（刊于第五輯）等等。在披露新材料的同時，作者對其所蘊含的歷史、文化或書法價值也進行了探究，或考釋文字，或鉤沉歷史，或辨析源流，或品評藝術(shù)等，其研究成果有的深為學人所稱賞。有新材料，必有新問題和新觀點，綜觀各輯，學術(shù)創(chuàng)見亦不鮮見，如吳征的《甲骨文“夏”字考——兼論“秋”字》（刊于第四輯），從五千余個甲骨文字中，釋讀出“夏”字，且從形、義、聲及訓詁等方面詳加論證，考述精當，頗有大家之風，吳征先生應是甲骨文“夏”字釋讀第一人。大路大魏的《信公盨文字補考（上）》（刊于第五輯），文字釋讀不同于以往學者從形聲字著眼，而獨辟蹊徑，從表意文字出發(fā)，由音韻、字象上溯至甲骨文，輔以經(jīng)傳、古人思想等旁證，多有新見，其考據(jù)有乾嘉之風，且釋讀過程中視野開闊，如經(jīng)橫向?qū)Ρ葍珊恿饔虻摹胺馔痢背桥_，推測大禹所治“九州”應為“九個土臺”，其創(chuàng)論引人深思。再如張馳的《商代九州分野及五方之禾刻銘二種釋考》（刊于第五輯），據(jù)九州分星刻銘拓本，考釋出甲骨文中的未識字依次為昴、亢、虛、婁、荊、觿；據(jù)五方之禾刻銘拓本，考定商代時五谷應為（麥、黍、稻、粟、菽）。其新解較前人研究又前進了一大步。

最后從形式及裝幀來看，該刊文圖并茂、生動活潑，設計典雅、印制精美，既是“一部面貌新穎、品質(zhì)高標、學術(shù)精深的金石學乃至文物學的優(yōu)秀文輯”（周曉陸先生評語），又是可供欣賞品評的藝術(shù)收藏品。

《金石研究》自創(chuàng)刊至今已走過六年，存亡續(xù)絕，步履維艱，筆者作為《金石研究》的編輯，個中酸甜體味更加深切，但“義固有取而事則甚難，力雖有限而希望無盡”，在國內(nèi)外金石同仁、學術(shù)界、收藏界等各方襄助和支持下，金石研究的隊伍正逐漸壯大起來，使得千年國粹——金石學這一專門之學得以傳揚承續(xù)下去。祝愿《金石研究》在今后的路上走得更穩(wěn)，行得更遠。

（作者單位：陜西電子音像出版社）

編輯：金苗           責編：李奕錚           終審：吳漢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