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林，1966年出生，山西文水人。山西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商洛學院客座教授。中國小說學會副會長，山西省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中國作協(xié)小說委員會委員，第八、九屆茅盾文學獎評委，第五、六、七屆魯迅文學獎評委，中國小說排行榜評委，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主要從事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曾先后在《文藝研究》《文學評論》《讀書》《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當代作家評論》《小說評論》《南方文壇》《文藝爭鳴》《當代文壇》《揚子江文學評論》等刊物發(fā)表學術論文五百余萬字。出版有個人專著及批評文集《話語、歷史與意識形態(tài)》《思想在人生邊上》《新世紀長篇小說研究》《多聲部的文學交響》《新世紀長篇小說風景》《新世紀長篇小說地圖》《賈平凹〈古爐〉論》《鄉(xiāng)村書寫與區(qū)域文學經驗》《不知天集》《中國當代文學現(xiàn)場（2013—2014）》《新世紀長篇小說觀察》《中國當代文學現(xiàn)場（2015一2016）》《文化人格與當代文學人物形象》《王蒙論》《文學對話錄》《中國當代文學現(xiàn)場（2017一2018）》《賈平凹長篇小說論》《新世紀長篇小說敘事經驗研究》《抉擇的高度——張平小說研究》《王春林2018年長篇小說論稿》《王春林2019年長篇小說論稿》《王春林2020年長篇小說論稿》《中國當代文學現(xiàn)場（2019原2020）》《戰(zhàn)爭與和平的人類之夢》《長篇小說的高度》《非虛構文學：真相與反思》《海派長篇小說十論》《王春林：一個人的小說閱讀榜》《中國當代文學現(xiàn)場（2021—2022）》《與杰作的靈魂相遇》等三十種。曾先后獲得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第九、十五屆優(yōu)秀成果獎，山西新世紀文學獎，趙樹理文學獎，山西省人文社科獎，《當代作家評論》《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西部文藝研究》《黃河》年度優(yōu)秀評論獎等。
王春林給《文化藝術報》讀者的題詞
文化藝術報：您曾說自己是“人生邊上的批評者”，對自己的這個定義有沒有特別的意義？
王春林：當時講這個話，或許是因為受到錢鍾書先生那部《寫在人生邊上》著作影響的緣故。讀到錢先生這部著作的時間，應該是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期，那是我在自己所鐘愛的文學批評道路上依然蹣跚學步的時候。記憶中，先是給張煒的長篇小說《外省書》寫了一篇《思想在人生邊上》的批評文章。那個時候，一度特別引人注目的人文精神大討論余波未息，而張煒，一方面是因為其小說創(chuàng)作的旺盛，另一方面也因為他被當時的人文精神論者樹立為標桿式的存在，風頭正健。肯定與時代風氣的裹挾影響有關，我曾經以跟蹤的方式連續(xù)撰寫過數(shù)篇關于張煒長篇小說的批評文章。關于《外省書》的這一篇，是其中之一。到了2002年前后，準備結集出版我的第二部批評文集的時候，鑒于我第一部文集的標題就是借用了其中的一個篇名，所以便選擇了這個篇名來作為書名。雖然直接原因如此，但現(xiàn)在回想起來，如此一種選擇背后，一方面是錢先生那部著作的潛在影響，另一方面，也與我當時偏居山西一隅從事文學批評寫作的具體處境有關。大約也正因為如此，所以，不僅李銳先生給我寫下了名為《告別北京》的序言，而且“百度學術”也會認為這部批評文集“所直接呈示出的正是這些年來作者軒身于遠離京滬等文化中心的山西，并在此勉力從事中國現(xiàn)當代小說研究與批評的基本存在狀況”。其實，認真地琢磨一下，所謂“人生邊上的批評者”，也并非是要遠離京滬那樣一種地理學意義上的中心，而是意在強調自己的文學批評怎么樣才能夠遠離主流的思想文化時尚，怎么樣才能夠以一種高度個性化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文學理解與審美判斷。拉拉雜雜寫了這么多年，雖然說也沒有能夠企及這樣的一種文學批評理想，但正所謂雖不能至，心向往之，很多時候，一種高遠文學理想或者批評理想的設立，正是激勵我們繼續(xù)前行的強勁動力。
文化藝術報：“一個人的年度中國小說排行榜”，您已經連續(xù)做了多年。這個您個人的小說排行榜，是您的文學理想嗎？
王春林：你說的這個排行榜，我已經堅持了十年有余。剛剛開始的時候，多多少少帶有一點游戲的性質。既然可以有其他很多個評委以投票的方式評選出的排行榜——比如，中國小說學會那個后來更名為年度中國好小說的排行榜，已經堅持了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時間——那為什么就不能有由某一個人獨自拍板決定的“一個人的排行榜”呢？潛藏于其后的，實際上是學術研究到底應該依循集體合作還是個人獨立完成的路徑這樣一個根本問題。在中國，你可以發(fā)現(xiàn)一個非常有趣的矛盾現(xiàn)象，那就是在寫作學術文章或者著作的時候，可以說全都是采取個人獨立完成的方式，一旦要編寫某種事關重大的教材，比如中國當代文學史的教材，似乎就一定要采取一種集體合作的方式。后一種方式的普遍流行的背后，應該是社會主義那種崇尚集體主義的理念充分發(fā)生作用的結果。真正的問題在于，集體合作的方式果然就會比個人獨立完成的方式更具真理性嗎？答案恐怕沒有那么簡單。也因此，在充分理解尊重集體合作方式所具合理性的同時，我個人更加認同個人獨立完成的方式。這一方面，由洪子誠先生獨立完成并在學界大受好評的那部《中國當代文學史》就是一個突出的例證。我自己當年之所以要起意做一個人的小說排行榜，游戲的成分固然不可忽略，但現(xiàn)在看起來，一個重要的原因，或許也正是出于對個人獨立完成一個排行榜的迫切向往。從這個角度來說，它確實也可以被理解為我的文學理想之一種。
文化藝術報：做這個您個人的年度小說排行榜，需要閱讀大量的作品。說實話，我偶爾看看小說月報后面的報刊小說目錄，很難完全看完，您有時間和精力去大量閱讀這些小說嗎？
王春林：必須承認，你這個問題的確擊中了我這個個人小說排行榜的要害。中國有那么多的文學期刊和出版社，每年都要發(fā)表出版真正可謂是海量的長中短篇小說，要做一個人的小說排行榜，這么多小說作品你讀得過來嗎？對此，誠實的回答就是，讀不完。雖然我每年都會把相當大的一部分精力都投入到小說作品的閱讀之中，但卻總歸是能力有限，再怎么努力，也只能閱讀其中的一部分作品。因此我也才總是要特別聲明，自己的這個排行榜的基礎，是個人極其有限的閱讀視野，僅供參考，不足為憑。問題在于，其他那些采取了集體合作方式的小說排行榜，那些評委個人的力量加在一起，恐怕也還是只能完成一部分作品的閱讀，根本就不可能窮盡所有的作品。再想想每一年都要如期而至的諾貝爾文學獎，瑞典文學院的那些評委們，他們真的可以把世界范圍內的所有文學作品全都有所了解嗎？答案其實也只能是否定的。當然，我在這里說這些，也并不是要為自己的閱讀有限辯護，而只是試圖指明某種客觀真相而已。
文化藝術報：您主要的批評精力是在中國當代長篇小說上，為何會做一個您自己的排行榜，是對各種流行的排行榜不滿意還是別的什么原因？
王春林：正如同我們對文學的理解會永遠處于見仁見智的狀態(tài)一樣，包括小說在內的各種文學排行榜，所體現(xiàn)出的也無非不過是那些參與評選工作的評委們對文學發(fā)展狀況的理解與評判。既然文學的一種理想狀態(tài)是百花齊放式的多元并存，那么，文學排行榜也理應多多益善。從這個角度來說，當下時代的文學排行榜不是多了，而是應該更加豐富多元。所以，我在從事以長篇小說為關注中心的文學批評寫作之余，耗費心力做一個人的年度小說排行榜，也無非不過是試圖增加一個新的排行榜，而不是出于對各種流行排行榜的不滿。
文化藝術報：您有一個觀點：“選擇即批評，或者批評即選擇�！笔裁礃拥淖骷液妥髌凡拍苓M入您的批評視野？
王春林：是的，這的確是我明確提出過的一個觀點。我的這一觀點，其實是試圖對那些熱衷于酷評者的一種理性回應�；蛟S與我的文學批評更多充滿善意，充滿建設性有關，經常會遭遇你為什么不像那些酷評的批評家一樣進行否定性批評的指責和非議。針對如此一種責難，我的回應就是“選擇即批評，或者批評即選擇”。意即如果某一部作品思想藝術上存在明顯的不足或根本的弊端，它根本就不可能進入我的批評視野，我根本就不會對它發(fā)表什么意見。我個人很難想象，以一種滔滔不絕的方式談論一部缺少相應批評價值的作品，會是怎么樣一種滑稽的情形。既然你已經否定了它的存在價值，那干脆就棄之如敝履好了。與此相反，倘若一部作品能夠進入我的批評視野，那最起碼意味著它在思想藝術某一個側面的努力需要展開相對充分的討論與分析。
文化藝術報：有批評家提出，文學批評要有“在場感”，批評家要對作家的生活、創(chuàng)作全面地了解。您認可這種說法嗎，您和作家的關系如何？
王春林：所謂“在場感”，某種意義上或許也就是中國文學批評傳統(tǒng)中所強調的知人論世。在從事文學批評寫作的過程中，批評家如果能夠對批評對象也即某位作家的生活和創(chuàng)作有全面的了解，應該可以幫助批評家更加合理有效地理解把握所要分析的批評對象。如此一種情形，當然值得肯定。問題在于，從事當代文學批評，在很多時候，都必須面對很多陌生的面孔，陌生的作家作品。面對他（它）們，你根本就不可能做到知人論世，不可能對作家有一個全面的了解與認識。在這個時候，所迫切需要的，就是一個批評家敏銳的思想藝術觸覺與審美判斷力。面對這樣的一些陌生面孔，根本就談不上“我與作家的關系如何”這一問題的提出。
文化藝術報：您和賈平凹是忘年交，這些年您一直關注他的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和他的親密關系會不會影響您對他作品的評價？
王春林：一方面是機緣巧合，另一方面是彼此性情相投，我和賈平凹之間一種亦師亦友的“忘年交”關系，維系的時間已經超過了十多年時間。由于他的長篇小說在漢語寫作中有著突出的代表性，早在認識他之前，我就已經在關注并不斷撰文批評研究他的長篇小說。在當下時代，要想對一個作家真正做到知人論世，就少不了和他建立相對密切的師友關系。至于和賈平凹的親密關系會不會影響我對他作品的評價這一問題，我所一向努力堅持的原則，就是友情歸友情，作品歸作品，盡可能客觀地做出相應的思想藝術評價。雖然說由于我們之間親密關系的存在，我對他作家作品的一些評價肯定會遭人詬病，但我卻依然要堅持做出個人的獨立判斷。比如針對他的長篇杰作《古爐》，我從始至終都堅持是一部“偉大的中國小說”的理解和判斷。
文化藝術報：2022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您的《長篇小說的高度：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精讀》一書，您從48部獲獎作品中精心選擇了18部出來，為讀者了解中國當代文學經典提供了指南。從48部獲獎作品中選擇18部出來，最大的挑戰(zhàn)是什么？
王春林：最起碼，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我的注意力就已經集中到了當代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這一文體領域，長期閱讀研究當下時代的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既然要關注長篇小說，那茅盾文學獎的獲獎作品肯定也就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至于那本《長篇小說的高度：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精讀》中所收入的18篇批評文章，并不是我從48部獲獎作品中精心選擇出來的。這些作品的遴選，有著不容忽視的隨機性質。其中的很多部作品，在我寫作相關的批評文章時，它們都還沒有獲獎。這就意味著，我并不是因為它們獲得了茅盾文學獎才會去關注，并為它們寫下批評文章。之所以要把它們結集出版，是因為到了2022年的時候，由于第二年是第十一屆茅盾文學獎的評獎年度，我才突發(fā)奇想，能不能把此前自己的相關批評文章結集出版。在得到了曹元勇兄積極響應的情況下，也才有了這樣的一部專題學術著作。從隨機性的角度來說，并不存在什么選擇挑戰(zhàn)的問題。
文化藝術報：在評論畢飛宇的小說創(chuàng)作時，您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叫作“法心靈的現(xiàn)實主義”，為何會有這個想法，它和傳統(tǒng)的現(xiàn)實主義有何不同？
王春林：所謂“法心靈的現(xiàn)實主義”這個提法，是受到陳思和先生“法自然的現(xiàn)實主義”提法影響的結果。陳思和先生曾經把賈平凹《秦腔》的那種寫法稱之為“法自然的現(xiàn)實主義”。在我的理解中，“法自然的現(xiàn)實主義”云云，其實也就是自然主義的意思。置身于我們這樣一種特殊的社會語境之中，很多時候，恐怕只能借用“法自然的現(xiàn)實主義”的說法來替代自然主義。我的“法心靈的現(xiàn)實主義”，意在強調畢飛宇的現(xiàn)實主義與傳統(tǒng)的更注重于外部社會真實書寫的現(xiàn)實主義有所不同，他所特別重視的，乃是一種特別側重于人物內在主體世界揭示的現(xiàn)實主義。
文化藝術報：文學圈的朋友說您的批評比較溫和，喜歡說作家和作品的好話，這是因為您選擇批評的作家和作品質地，還是您的性格？
王春林：雖然和命可兄此前沒有什么交往，但僅僅是一兩次的短暫接觸，兄都應該能感受到，日常生活中的我，的確算得上是一個心性溫和的人。倘若說文如其人，那么，如此一種溫和性格投射的結果，自然也就是我文學批評的溫和。需要注意的問題是，一個心性溫和的人，寫出來的批評文章就一定是溫和的嗎？實際的情況恐怕也未必。在我個人的理解中，我的批評風格之所以會顯得溫和，主要還是因為我對中國當代文學更多還是采取了一種善意的建設性的態(tài)度。在我的批評理念中，簡單的否定性的酷評是容易的，真正能夠有所發(fā)現(xiàn)的沙里淘金的工作反倒是艱難的。怎么樣才能夠在海量的小說作品中發(fā)現(xiàn)那些優(yōu)秀的杰出的作品，既需要批評家具備足夠敏銳的審美觸覺，更需要他有相應的勇氣與擔當。
文化藝術報：您早期的文學理想好像是寫小說，后來怎么選擇了文學批評？
王春林：的確如此，或許與大學期間所遭逢的八十年代是一個理想主義的文學的黃金時代有關，由于我在當時的文學期刊上閱讀了大量當代小說，便在無形中生成了一個想要成為一名小說家的人生夢想。就這樣，在大學期間，別的同學都在認真地學習功課，我的大部分時間卻用在了小說的閱讀和寫作上。肯定是因為天資匱乏，在當時，我雖然寫了不少所謂小說，投了不少稿，但一次一次收到的，依然是各個編輯部言辭溫和但態(tài)度堅決的退稿信。終于，挨到大學將要畢業(yè)的時候，我必須完成的一項學業(yè)，就是本科畢業(yè)論文的寫作。受到劉再復《性格組合論》和趙園《艱難的選擇》兩部著作影響的緣故，我選擇了王蒙的長篇小說《活動變人形》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撰寫了一篇名為《倪吾誠簡論》的文學批評文章。不承想，這樣的一篇習作竟然成為了我個人生涯中的第一篇文學批評文章。就這樣，我歪打正著、誤打誤撞地走上了一條文學批評的道路。
文化藝術報：批評家孟繁華說您是“文學批評前線的戰(zhàn)士”，您如何理解同行對您的評價？
王春林：孟老師過譽，我愧不敢當。所謂“文學批評前線的戰(zhàn)士”，在我的理解中，或許只是意味著對很多作品，尤其是新發(fā)表出版的長篇小說，我是第一個發(fā)出批評聲音的人。雖然說在沒有任何參照條件下的判斷是一件艱難的事情，常常會有看走眼的時候，但螃蟹卻終歸需要有第一個人去吃。由我來扮演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很多時候會有一種樂在其中的“發(fā)現(xiàn)”快感。
文化藝術報：您說：“我不僅對中國當代的小說創(chuàng)作擁有極大的熱情，而且還認為它有著不容輕易否認的思想藝術價值。正是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下，我才能夠堅持不懈地長期追蹤中國當代作家的重要作品。”當代中國文學在當代世界文學中處于一個什么樣的地位？
王春林：毋庸置疑，我個人之所以會長期跟蹤研究當代的小說創(chuàng)作，肯定是因為這些進入我批評視野中的作品具有不容忽視的思想藝術價值。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認識到，衡量評價一部作品的優(yōu)劣與否，需要有一個相應的參照系。無論如何都不能不強調的一點是，當我試圖對一部當代文學作品作出評價的時候，參照系更多的只是擁有一百多年歷史的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也即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中國現(xiàn)代白話文學。至于當代中國文學在當代世界文學中的地位，一方面，我們當然不能盲目自大，必須清醒認識到我們與世界優(yōu)秀文學作品之間差距的存在，另一方面，由于我長期堅持閱讀《世界文學》雜志，透過這個窗口，對當代世界文學的狀況也有所了解，倘若你堅持要說我們距離世界文學的距離還很遙遠，恐怕也是我所不能認同的一種判斷。
文化藝術報：一些一線作家的重要作品，您幾乎總是在第一時間寫出評論文章，這些還沒有經過時間檢驗的作品，會不會影響您的判斷？
王春林：誠如君言，或許與我長期緊密跟蹤當下時代的小說創(chuàng)作有關，很多一線作家的重要作品，我總是免不了會在第一時間發(fā)出評價的聲音。正如你所言，在沒有任何參照系的前提下對一部作品發(fā)言，肯定有著極大的危險系數(shù)。但反過來說，或許也正因為是第一個發(fā)言者，所以蘊含于其中的，自然也少不了會有一種發(fā)現(xiàn)的快樂。至于說這些作品尚且沒有經過時間的檢驗，在我的理解中，這個因素大概率不會影響我的判斷。從根本上說，我的判斷主要建立在文本細讀的基礎上。在很多時候，寫作者是誰并不會對我判斷產生影響。
文化藝術報：在寫作家和作品批評時，您更看重的是作家還是作品？
王春林：這個問題前邊已經有所涉及，當我特別強調寫作者是誰不會對我的審美判斷產生影響的時候，其實也就已經明確意味著作品比作家更重要。
文化藝術報：寫了這么多年的評論，有沒有出現(xiàn)看錯一篇作品的情況？
王春林：哈哈，正所謂常在河邊走，哪能不濕鞋。寫了將近四十年文學批評文章，跟蹤研究了那么多的作家作品，肯定少不了會有看走眼的時候。不過，人非圣賢，孰能無過，即使如同關羽這樣的武圣，也會有大意失荊州、被迫走麥城的時候，更何況我這樣的凡夫俗子。到底看錯了哪些作品，具體的例證在這里也就恕我不再一一細數(shù)了。
文化藝術報：談點輕松的話題吧�？煞裾務勀募亦l(xiāng)，外面的人知道文水，大多都是小學課本上的劉胡蘭，文水也是武則天的故鄉(xiāng)？
王春林：是的，你說的很對，一個地方的知名度，很多時候會與那個地方的歷史名人聯(lián)系在一起。我的老家文水的為人所知，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古有武則天、今有劉胡蘭的緣故。
雖然只是上大學前在老家生活過短短的十七年時間，但我對文水卻有著很深的感情。據(jù)縣志記載，文水這一縣名，與境內一條名叫文峪河的河流有關�！吧w因縣境文峪河自管涔龍門而下，至于峪口，其水波多紋，故以文水名之�！币惨虼耍m然從表面上看，似乎“文水”和“文學”一樣，都有一個“文”字，但其實，“文水”的命名，卻和文學或者文化沒有直接的關聯(lián)。從具體的地理位置來說，文水是一塊以平原地區(qū)為主，介于山和水之間的區(qū)域。東邊隔山西的母親河——汾河，與晉商故里之一的祁縣接壤，西倚那首《人說山西好風光》里“右手一指是呂梁”的那座巍巍呂梁山。盡管行政區(qū)劃屬于呂梁市，但從文化習俗的角度來說，卻更多地與晉中市一帶相一致。因為劉胡蘭與文學無關，這里姑且不說，文治武功的武則天可能需要多說幾句。武則天，既是中國古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也還是一位詩人，我很以這一點為自豪。武則天，不管怎么說都是文水歷史上最重要的人物。身為政治家的武則天，之所以也會一時興起地舞文弄墨，以至于竟然能夠在《全唐詩》中留下46首詩歌，很大程度上，緣于詩歌在唐代的普遍流行與地位崇高。
文化藝術報：您的文學啟蒙是從何時開始的？
王春林：雖然小時候的很多事情都已經處于被遺忘的狀態(tài)，但現(xiàn)在想起來，我最早的文學啟蒙極有可能與《水滸全傳》緊密相關。大約是在我小學三年級的時候，身為村干部的父親忽然帶回家一本《水滸全傳》。由于那時候的文字性讀物極少，只要能夠拿到手的書籍，我都要試著去讀一讀。這樣一來，也就有了對這部《水滸全傳》的閱讀。雖然其中也有很多字不認識，但把上下文聯(lián)系在一起，卻也基本上還是能勉強連貫性地讀得下去。雖然對這部中國古典名作的思想藝術內涵，在當時肯定不甚了了，屬于懵懂無知的狀態(tài)之中，但如果從文學啟蒙的角度來說，我人生最早的文學種子，就是依憑著對這部《水滸全傳》的閱讀而播下的。
文化藝術報：對目前的批評生態(tài)您滿意嗎？
王春林：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包括我在內的很多文學同仁，就總是會被一種懷舊的情緒緊緊纏繞。懷什么舊呢？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時間段落，恐怕就是上世紀的八十年代。由于有十一屆三中全會所奠定的“改革開放”與“思想解放”路線，那個時代充滿著勃勃生機，在文學界習慣于被稱之為是一個特別難能可貴的黃金時代。在我的理解中，如果把那個時期界定為一種理想意義上的批評生態(tài)，那么，當下時代的批評生態(tài)肯定無法讓我滿意。
文化藝術報：如何才能成為一個好的批評家，都需要哪些準備？
王春林：雖然已經從事了近四十年的文學批評寫作，但卻還是不知道該如何回答你的這個問題。約略說來，要想成為一個好的批評家，大概需要具備這樣幾方面的條件：一是發(fā)自內心的對文學事業(yè)的熱愛，二是基本的文學理論修養(yǎng)的具備，三是對文學作品有一種良好的審美直覺。
文化藝術報：對青年作者和青年批評者，您有話要說嗎？
王春林：說實在話，盡管當下時代青年人的文學創(chuàng)作未必盡如人意，但從生理學的角度來說，青年卻永遠都是文學的未來。也因此，雖然深知自己并沒有說這種話的資格，但我還是愿意在此饒舌幾句。那就是，無論是青年作家，還是青年的文學批評家，我所寄希望的就是，能夠在學習繼承前人文學創(chuàng)作成就的基礎上，爭取早日寫出令自己滿意更令社會滿意的帶有突出原創(chuàng)性色彩的文學作品或者批評作品來。
文化藝術網-文化藝術報全媒體記者 劉龍 趙命可（本專欄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編輯：曉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