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陜西靖邊人，現為西北大學文學院教授、西北大學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會長、教育部中文教指委副主任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中文學科評議組成員等。主要從事唐詩闡釋、唐代士族與文學關系、唐代園林與文學關系、新出唐代石刻文獻等方面的研究。已出版《唐詩的文本闡釋》《唐代關中士族與文學》《唐代三大地域文學士族研究》《摩石錄》等學術著作，另有《課比天大》《悵望古今》《野生涯》等散文隨筆集。主編《榆陽區(qū)古代碑刻藝術博物館藏志》《中國古代園林文學文獻研究書系》《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方法導論》等，主持翻譯《日本學人唐代文史研究八人集》等。曾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課題、國家出版基金項目多項。教學、科研成果曾獲國家級優(yōu)秀教學成果獎二等獎、全國高等學�？茖W研究（人文社科）優(yōu)秀成果獎二等獎、陜西省哲學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一等獎、陜西省普通高等學校優(yōu)秀教材特等獎等，被遴選為第三批“全國高校黃大年式教師團隊”西北大學古代文學教師團隊負責人。
李浩給《文化藝術報》讀者的題詞
文化藝術報：李老師你好！你有多重身份：在唐代文學研究領域，你成績突出，現擔任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會長，是著名的學者，又是一位學術組織者；你在西北大學任教近40年，桃李滿天下，曾獲得全國優(yōu)秀教師、中組部特支計劃“教學名師”等稱號，是一位一線教師，也曾是一位教育管理者；你還出版過多本隨筆散文集。你寫過一篇隨筆叫《課比天大》，并以此命名此文所收入的散文集，似乎說明你最看重的應是“老師”這個身份。
李浩：非常感謝！我首先是一位大學教師。大學教師有兩個基本職責：一是教書育人，一是學術研究；兩者相輔相成、不可或分，人們常說“教學相長”，就是這個意思。我從1986年開始在西北大學工作至今，這個身份和兩個基本職責沒有改變過。所以你稱呼我“李老師”，我很認同，也覺得很親切。
文化藝術報：從上述多樣性的身份中可以看出，你的教學和學術研究具有精深和博通兩個方面的特點，這非常難得。我想首先問的是，哪些因素促成了你取得這樣的成就，形成這樣的特點？比如家世家學、地域文化環(huán)境、師承，以及天分、性格、機遇等。
李浩：應該說，任何一個老師、學者的成長，都是多方面因素綜合促成的，我也不例外。這些條件綜合起來看，我其實談不上優(yōu)越，而且還處于劣勢。我的家鄉(xiāng)陜北靖邊縣，是一個偏遠的小城；我的家庭也不是什么書香門第、文化世家；我這個年齡的人，小時候所趕上的是不重視教育、無書可讀的時代。前兩者是我個人的劣勢，第三點是我這一代人共同的劣勢。不過，這些環(huán)境中也并非沒有一些可取之處，它們其實也磨礪、造就了我的性情、品質；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恢復高考時，我剛好18歲，非常幸運，趕上了改革開放這趟時代列車，考上了大學，走上了學術之路，使個人性情興趣中的一些好的東西得以充分展示。總體而言，我還是比較幸運的。
文化藝術報：這個話題很有意義，對于讀者應該具有普遍的啟發(fā)性，你能否更具體地談一談？
李浩：可以。就地域環(huán)境而言，我的家鄉(xiāng)靖邊縣地處陜北，北臨毛烏素沙漠，是一個山川險阻、風高土厚、五方雜錯的地方。但在環(huán)境的磨礪下，人們的性格一般比較質樸、堅韌，我也有這種特點，它使我受益終身。而且陜北一帶也誕生過歷史時期的高迎祥、李自成等亂世雄杰，柳青、路遙等文學巨匠，民國報人張季鸞、當代經濟學家張維迎也曾生活在這一帶，這里的人文環(huán)境對我也是有激勵作用的。
就時代環(huán)境而言，那個時候雖然貧苦、不重視教育，但小孩子們一般比較自由。在讀書方面，我在同齡人中算是個“不安分”者，因為書籍實在是太寶貴，無論是革命“圣經”還是所謂“精神毒草”，只要感興趣都可以拿來閱讀。因此，在小伙伴當中我屬于讀書多的人，身邊有一群追隨者，圍著聽我講故事；我也便現蒸現賣，將剛看過的內容繪聲繪色，和盤托出，滿足小伙伴們的求知欲望。這種經歷，造就了我視野比較開闊、思維不太拘泥的特點，后來它在我的教學和學術研究中發(fā)揮了積極的作用。
如果把地域和時代環(huán)境結合起來看，我的家鄉(xiāng)反而有一個“優(yōu)勢”，就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后期開始，有大批外地大學生因“反右”“文革”而陸續(xù)集聚、執(zhí)教于此。一大批天南海北的大學生聚集于偏遠小城，其意義可想而知。經濟學家張維迎先生回憶他的家鄉(xiāng)吳堡宋家川時說，當時那里有好多來自名校的大學生執(zhí)教；我當年就讀的靖邊中學也會聚了從全國各地來的幾十位老師。他們南腔北調的各地方言、與當地人完全不同的做派習慣，讓年輕人們充滿羨慕和向往，他們用新知喚醒了少年們對學問的好奇心和探索欲，給我們當地的年輕人搭起了一座通往外部世界的橋梁。我在《雙飛翼》一文中曾說：“教師要有堅實的專業(yè)基礎，能系統(tǒng)全面地傳授相關專業(yè)的知識譜系，但這僅僅是一翼；還有另外一翼，就是帶領學生去暢想、去想象、去憧憬、去領略外面五彩繽紛的廣大世界。”我?guī)资甑慕處熒闹胁粩嗟刿`行著這一理念，應該說就是源于中學時代的老師們給我插上的飛向廣闊世界的雙翼。
我還想談一下1976年夏秋之交的一次經歷。當時我已在縣文工團有一份做舞臺美術的工作，一次隨團赴安塞、延安、志丹等地演出，剛抵志丹，便傳來延安遭遇百年不遇洪水的消息，滯留在了志丹，我無事可干，便每天到僻靜清幽的烈士公園畫畫寫生。在那段時間，我經常見到幾個操京腔的知青，早上朗讀外語，傍晚暢談讀書心得，他們揮斥方遒、縱論時政、憂心國事的書生意氣，深深地觸動了同樣年輕的我。這個經歷喚醒了我這個小城青年，開始重新規(guī)劃自己的人生，并于1979年以高分考入西北大學中文系，讀完本科和碩士，1986年留校任教至今，追逐自己的學術夢想。
文化藝術報：你在西安工作、生活已經40多年，應該說西安這座古都是你的第二故鄉(xiāng)。從這個角度講，你所處的地域文化環(huán)境還是有優(yōu)勢的。
李浩：是啊，準確地說我所處的地域是陜西。西安一帶在周秦漢唐時期都是都城，文化底蘊極為深厚，今天的文化氛圍也很濃郁，而且我所工作的西北大學，從晚清、民國到當代中國，在人文領域內有著深厚的底蘊和良好的傳統(tǒng)。如果說我取得了一些成績的話，應該主要歸因于西安的學術環(huán)境和關陜文化氛圍對我的浸潤滲透。這方面，后面還會具體談及。
文化藝術報：從你上面的敘述中，我已經隱隱看到了你今天的影子；這樣再來看你的學術道路和特點，我們就不覺得奇怪了。不過，學術研究和大學教育都是非常專深的業(yè)務，想做出成就、形成特色，談何容易？應該說上述因素只能發(fā)揮潛在的作用，要想真正認識你的教育、學術成就及特點，還是應主要從你到西北大學讀書、工作以后的經歷來了解。
不妨先從這樣一個問題談起：一般而言，一個學者的學術研究方向受碩士、博士導師的影響最大。你讀碩士時的導師安旗先生是著名的李白研究專家，而且安先生門下比你早的幾位學生，像薛天緯先生、閻琦先生，后來都成長為知名的李白研究學者。而你卻并沒有以李白研究為主要方向，這有些不可思議。其中內情和原因是什么？
李浩：的確如此。我在西北大學讀碩士是1983年至1986年，當時導師安旗先生正帶領薛天緯老師、閻琦老師、房日晰老師等進行李白作品編年及新版《李太白集》的箋注工作。我做碩士學位論文，必然要面對是否在李白研究領域選題的問題。我最后沒有選擇李白研究，而是選擇了王維、孟浩然研究，最終以“《孟浩然集》校注與研究”作為學位論文選題。主要是因為，李白的作品數量多，研究積淀太深厚，安旗老師他們也已做了很長時間的工作，我初涉此領域，感覺很難在短時間內做出大的突破，不如另辟蹊徑。這樣選擇，也和我小時喜歡繪畫有一定關系：王孟是山水田園詩派的代表性詩人，和山水畫顯然有相通性。當然也是安老師影響的結果，因為安老師在李白研究中勇于立說，極富開拓精神，對學生也很包容。
文化藝術報：談到你的碩士論文“《孟浩然集》校注與研究”，這個成果后來未見出版面世��！是怎么回事？
李浩：是這樣的，我做碩士論文時，內地學界尚無《孟浩然集》的整理成果，但論文完成后卻發(fā)現陸續(xù)有多部孟集校注成果問世，這是由于當時學術信息不暢所致。所以我就把自己的稿子封存起來，束之高閣至今。
文化藝術報：哦，原來如此。應該說這其中還是有你不拘常規(guī)、追求獨立的性情的影子。但后來未見你在王孟研究道路上繼續(xù)探索，是不是挺遺憾或可惜的？
李浩：這個問題我倒不這樣認為。其實我早年出版的兩部著作《唐詩美學》（1992年初版，新版命名為《唐詩的文本闡釋》）、《唐代園林別業(yè)考論》（1996年初版）都可以說是在王孟研究道路上的繼續(xù)探索。《唐詩美學》是我在為本科生上課的講義基礎上改寫而成，書中在文本細讀、大量詩歌分析基礎上，對唐詩的美學特征、藝術方法做了歸納總結：認為“境界”是唐代詩歌的重要審美規(guī)定，也是唐詩美學的網上紐結；中國古典詩歌重抒情的特質，自然世界對于中國古人而言既為財用之源，又為審美對象、精神家園這種獨特的人與宇宙自然之關系，決定了唐詩審美以虛實相生、以眼前有限之景之象啟發(fā)無限之境的境界創(chuàng)造為追求目標。而唐詩中的種種藝術手法，則是實現這一目的的途徑。以王維、孟浩然為代表的山水田園詩派是唐代詩歌中最富于境界的作品，這些看法的形成，可以說最初源自我做王孟研究時的感受。
《唐代園林別業(yè)考論》則是對唐代詩文及史籍、筆記中所記載的唐人園林別業(yè)的考錄，并對其審美特征、與文學及文人生活的關系等作了論述。而王維、孟浩然詩歌風貌的形成，和他們的園林別業(yè)生活關系格外密切，而且整個唐代文人及文學都和園林別業(yè)生活關系甚密。有關中國古代園林，園林古建學界研究較多，但在唐代文學研究領域當時幾乎是一片未開墾之地。因為當時海峽兩岸學界交流不多，信息不暢，我后來才知道臺灣學者侯迺慧的《詩情與幽境——唐代文人的園林生活》1991年由臺北東大圖書公司出版，內地學者林繼中教授的《唐詩與莊園文化》1996年由桂林漓江出版社出版。我對這個問題產生興趣，也是受早年進行王孟研究的啟發(fā)和沾溉。
文化藝術報：哦，你這樣一講，我頗有茅塞頓開之感！看來你做碩士論文“獨辟蹊徑”，這個選擇還是對的。
李浩：呵呵，當時哪知道是對是錯�。∥抑皇菓{著一股子“初生牛犢不怕虎”、想“與眾不同”的沖勁兒，“摸著石頭過河”硬走出來的。
文化藝術報：李老師，下面要請你談一談你到陜西師范大學跟從霍松林先生讀博士、做博士論文的事。我的印象中，你的博士論文《唐代關中士族與文學研究》廣受贊譽，是你的成名之作，也是你學術之路轉折的一個重要契機。我想從這樣的一個問題切入：你讀博士時，已經在西北大學工作多年，并擔任著中文系副主任的職務。一般而言，這個年齡讀博士，又是在近在咫尺的同城高校，很容易有“拿個學位而已”的心態(tài)，而難以真正撲下身子再去做大的開拓轉型。而你不但實現了“開拓”“轉型”，而且還辭去了中文系副主任的職務。當時一點沒有“想湊合”的心態(tài)嗎？
李浩：提升學歷學位，這些想法自然會有。但當時（1995年至1998年）博士學歷學位遠不像現在這么至關重要，我的主要目的確實是想在學術上有新的提升或突破，而且霍先生也不會允許他的學生湊合一篇文章來蒙混過關。
文化藝術報：你為什么選擇《唐代關中士族與文學》這樣的題目做博士論文？是霍先生給你定的題目，還是你主動選擇的結果？
李浩：霍先生學術視野開闊，對學生要求很高，但在選題上他還是比較民主的，循循善誘，因材施教。我在關中及西北地域文化與文學關系方面算是有些基礎，也很有興趣，所以應該說，博士論文選題是他“因材施教”的結果。
文化藝術報：從你的《唐詩的文本闡釋》《唐代園林別業(yè)考論》來看，你之前的學術旨趣和關中地域文化及文學，不太沾邊啊？
李浩：這應再提及我受陜北自然環(huán)境和關中文化環(huán)境共同影響的話題。我是陜北人，對西北地域文化環(huán)境有深刻的感受和深深的熱愛。我后來在西安工作生活多年，西安學界的環(huán)境對我又有很深的影響：我讀本科時就選過張永祿、李之勤、李健超老師等關于都城長安和西北歷史地理的課；我讀研究生時，與西北民族史專業(yè)的苗普生、楊銘是同寢室的，做邊疆史的厲聲、樊明方比我們高一級，所以對馬長壽、周偉洲先生的這個學術傳承也很熟悉；至于從黃文弼、王子云、陳直、王子今、葛承雍、羅豐等積淀而成的重田野、重現地、重新材料的傳統(tǒng)，對我也深有影響。這些潛在的影響雖然沒有在我之前的成果中體現出來，但卻在我心中埋下了種子。
文化藝術報：西北歷史地理文化研究、地域與文學關系研究，這些也是傳統(tǒng)學科，想創(chuàng)新突破，不容易啊！你是如何找到突破口的？
李浩：這應該歸功于在霍先生的指導下，我對陳寅恪、錢穆、毛漢光、尹佩霞等學者的研究方法及成果的學習和運用。陳寅恪先生注重“地域——家族”研究方法，實際上是將文化地理學與社會史結合起來的一種思路。后來毛漢光、宋德熹等在陳寅恪先生論斷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唐代士族中央化”等論斷（即唐代主要士族普遍疏離原籍，遷移到長安、洛陽兩京地區(qū)的現象）。他們深刻地揭示出“人地關系”研究中，因經歷南北朝時期的分裂播遷，隋唐時期的重新統(tǒng)一，加之科舉制度的作用，“人”（對于唐代社會文化而言主要是士族）和“地”的關系至唐代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受此論斷啟發(fā)，我對唐人劉秩談及的“隋氏罷中正,舉選不本鄉(xiāng)曲,故里閭無豪族，井邑無衣冠，人不土著，萃處京畿”，柳芳把本為河東著姓的裴、薛、柳三姓列入“關中郡姓”的現象給予了充分重視，提出唐代關中文人群體的構成應包括關中本土作家群、河東著姓加盟關中文壇者、胡姓士族加盟關中文壇者、江南士人播遷關中者、山東士人加盟關中者。如此來界定唐代關中文學的主體（文人），顯然是對傳統(tǒng)地域文學研究觀念的很大突破。后來我到復旦大學在王水照先生等的指導下做博士后研究，完成題為《唐代三大地域文學士族研究》的研究報告，又從文學士族與地域關系的角度著眼，提出唐代文學地理應劃分為關中、山東、江南三大地域，并指出士族大量向京城地區(qū)遷移，進而導致了其居住形態(tài)由之前的“城市與鄉(xiāng)村雙家型態(tài)”演變?yōu)椤翱ね仑炘F住地”的“三家型態(tài)”或“多家型態(tài)”的現象。
文化藝術報：你這樣一講，我再次有恍然大悟之感，佩服你在學術上不斷開拓、追求卓越的勇氣。你的研究工作中還有一個方面，就是在唐代文學基本文獻整理、地方文化資料整理、海外研究成果譯介等方面所做的工作。比如你主持的《清編全唐文校訂》、《長安吟詠》、《昆池長歌》、《黃帝祭文匯編簡注》、《榆陽區(qū)古代碑刻藝術博物館藏志》整理、《日本學人唐代文史研究成果集成》中譯等。這些工作都是集體完成，有“為他人作嫁衣裳”的味道。你的工作那么忙，為什么卻要花氣力做這些事情？
李浩：前面談到研究型大學的教師應該有老師和學者雙重身份、教書育人和學術研究兩個基本職責。其實作為一名學者，還有服務學術共同體、服務社會的責任。我是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的一員，應該為這個共同體、這個領域的良好發(fā)展力所能及地做些工作；我身處陜西西安，也應該為當地的文化傳承發(fā)展盡一份力量�！肚寰幦莆男Ｓ啞罚瑢儆谔拼膶W基本文獻整理工作，其價值和對唐代文史研究的意義不言而喻，但這樣的工作，體量很大，非一人之力短時所能完成，需要有人來組織。所以我邀請陳尚君先生、郝潤華教授共同主持這個項目，并邀請了幾十位學界同仁分頭整理研究。這項工作費力耗時，所有參與者都任勞任怨，體現出了大家對學術共同體的責任意識。再如《昆池長歌》，是我組織一些同行對歷代長安昆明池資料做的搜集整理工作，這個工作是為西安昆明池遺址公園的建設而做。長安昆明池作為一個著名的歷史文化遺跡，景觀建設可以提升它的觀賞性，文獻整理則能彰顯它的文化內涵。文獻整理需要學者來做，我組織這項工作，也算是學者參與社會文化建設的一個嘗試和探索吧�！度毡緦W人唐代文史研究成果集成》則是我和日本學者松原朗教授共同主持，約請一批學者對日本學界唐代文史研究成果的持續(xù)性翻譯引介工作，意在為中外文化學術的交流互鑒搭建橋梁�！堕L安吟詠》《黃帝祭文匯編簡注》《榆陽區(qū)古代碑刻藝術博物館藏志》等也都屬于這類工作。
文化藝術報：你的研究領域是比較寬的，如果自己總結一下的話，你認為你的研究最具特色或你最鐘愛的地方是哪些？
李浩：我曾多次說過，在學術上我是“好石之徒”，又說自己“迷花（花園、園林）倚石（石碑、石刻、金石）”。就是說我最鐘愛、投入精力最多的是園林、石刻與文學關系研究這兩個領域。唐園與文學關系研究，我1996年出版《唐代園林別業(yè)考論》，2005年又將考證部分擴充為《唐代園林別業(yè)考錄》，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近年來又先后主持完成了《唐代園林與文學研究》《中國古代園林文學文獻整理與研究》兩個課題。對石刻文獻與唐代文學關系的關注，也由來已久。上面談到我的兩部著作《唐代關中士族與文學研究》《唐代三大地域文學士族研究》，借鑒陳寅恪、毛漢光等先生的成果，在唐代文學研究領域取得了一些突破。他們的研究，關鍵之一就是利用了新出碑志，也就是新史料。特別是毛漢光先生的研究，是通過對唐代主要士族墓志的統(tǒng)計分析，才得出“唐代士族中央化”的結論。我完成兩部著作后，一直在進行著后續(xù)研究，近來把相關論文結集為《摩石錄》，2020年由臺北聯(lián)經出版公司出版，還組織學者對榆林市“榆陽區(qū)古代碑刻藝術博物館”所藏一批出土墓志進行了錄文整理。
今天看來，中國園林的傳統(tǒng)文化價值已得到了各界的高度重視，以唐代為主的出土墓志也已被學界有識之士譽為可和甲骨、簡牘、敦煌寫卷、內庫檔案并列的20世紀的“五大新發(fā)現”之一。這兩方面的資源，陜西都具有優(yōu)勢。我生于這里，長于這里，工作于這里，有幸較早“預流”，一直關注，也衷心希望更多的年輕學人來利用、守望這份我們本土的優(yōu)質文化資源。
文化藝術報：李老師，你在西北大學執(zhí)教近四十年，并擔任過中文系副主任、文學院院長、副校長等職，在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大家都熟悉，無需贅述。我想重點請教的是，在教學和教育管理上你也頗有與眾不同之處，我的一個顯著感覺是：你不但有實踐，還注重進行理論性或學理上的探索總結。比如古代文學教學上你主編過《中國古代文學史》（隋唐五代卷）、《中國古代文學名著導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方法導論》、《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經典精讀》等教材和教學參考書。在大學教育方面，你撰寫過《課比天大》《我之大學教育觀》《大雅：傳統(tǒng)文化視域中的高等教育資源》《師德四維》《人工智能時代，我們如何教中文？》等一系列理論性文章，后來結集為《課比天大》《濡羽編》等書出版。這種特點的形成，是由于你的勤奮、迫不得已，還是由于你的意識和理念？
李浩：應該說主要是由于觀念上的認識，我先談教學方面。教學上，我非常信奉“教學相長”這句老話，也很認同葛兆光先生的一個說法：“給本科生以知識，給碩士生以方法，給博士生以視野�！蔽叶嗄陙頌楸究粕_設《古代文學史》《唐詩美學》，為碩士生開設《古代文學方法導論》，為博士生開設《文學研究的創(chuàng)新思維》，和葛兆光先生的看法恰相契合。
“教學相長”的涵義，要真正深刻理解并做好，很不容易。大學教學需要傳授知識，但知識那么多，還在不斷發(fā)展中，課堂上的時間卻很有限，純粹傳授知識是不可行也難以取得最大成效的。教好學生，最有效的方式應該是影響、啟發(fā)他們，就像德國當代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在《什么是教育》中所說：“教育是人們靈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識和認識的堆積。教育的本質意味著：一棵樹搖動另一棵樹，一朵云搖動另一朵云，一個靈魂喚醒另一個靈魂�！币胗绊�、啟發(fā)學生，老師首先得有這樣的水準、能力，這需要老師們自己去讀書、做研究，常有感悟和發(fā)現。幾十年來，我在唐詩闡釋學、園林文學、家族與地域文學、新出石刻文獻學等領域用力較勤，取得了一些成果，主要還是為了教學和研究生培養(yǎng)，希望能給年輕的朋友多打開幾個窗口，讓他們能看到中華文化寶庫的千門萬戶，彼此聯(lián)系，互相啟發(fā)。對于老師來說，影響學生是題中應有之義，但另一方面，學生也在影響著我、啟發(fā)著我。我在開設《唐詩美學》《古代文學方法導論》《文學研究的創(chuàng)新思維》等課程過程中，從選課的各專業(yè)同學的發(fā)言中獲益很多，而為了將本課程充實，我采用“費曼學習法”以教促學，用輸出倒逼輸入，為教學閱讀了幾百種參考文獻。為了備課講課，我自己首先大量補充新知，每次課也逼著學生閱讀文獻、討論文獻。從這個角度講，講課其實也在逼著我“勤奮”。但關鍵還是我在長年的教學實踐中形成的一種認知：只有老師自己站在學術前沿，把研究做好，不斷有感悟、有發(fā)現，才能影響學生，才能把教學做好；教學工作又能倒逼、促進、啟發(fā)老師去補充知識、獲得靈感；兩者是相輔相成，不可或缺的。
文化藝術報：如果說在教學崗位，教學相長，培養(yǎng)學生與學術研究并重是一種常態(tài)的話，但在學校管理崗位，實踐和理論探索兼顧似乎不是一種常態(tài)，也沒有硬性的要求。你為什么這樣做？
李浩：這個方面，應該說很大程度上也是逼出來的，同時也和我作為一名學者的思維習慣有關。2010年至2015年我做了一段學校層面的管理工作，自然難以像以前那樣專心進行專業(yè)研究，但我的大腦還是停不下來，習慣性地去思考。既然不能專心去思考專業(yè)問題，那就干脆在工作之余去思考高等教育的問題，并把思考所得的點點滴滴寫了出來。
文化藝術報：這有些“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意味，無意中成就了一位教育家。
李浩：教育家不敢當，我僅僅是一名教育工作的思考者，只不過把實踐和理論相結合，特別是把中國古代的教育資源與當代高等教育實踐結合起來，這方面的研究比較少，所以我的思考顯得“物以稀為貴”罷了。
文化藝術報：李老師，今天訪談你，我不僅深受啟迪，也很受感染。最后，你能不能對你的教學、學術人生做一個簡要的總結？
李浩：自我總結，是個難題。我在去年學校教代會的發(fā)言總結中曾說：享受平淡極簡的生活，追求教學和科研過程中的心流體驗，努力專注地做好一件事。美國物理學家、科幻作家卡爾·薩根在《宇宙》中說：“已知有涯，而未知無涯；我們如同立于荒島之上，被蒼茫大海所困。每一代人的任務，都是填出一小塊新的陸地�！边@種對知識永不自滿、永無止境的叩問求索，中國古人也有�！肚f子》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饼徸哉洹都汉ルs詩》其二七二：“未濟終焉心縹緲，百事翻從缺陷好。吟到夕陽山外山，古今誰免余情繞？”《周易》一書以乾卦起頭，第六十四卦沒有用象征完美圓融的既濟收尾，而是以表示事尚未完成的未濟卦壓卷，說明天地萬物遷移流轉，永無止期，人的認知也在不斷突破，不斷迭代，不斷升級。曾國藩晚年將自己的書房取名為“求闕齋”。往圣前賢都有這樣的認知，都具這樣的智慧，我們這一代人先天不足，后天也不足，未必能有多大的出息，但也不應該拉低人類智慧的水位。
文化藝術報：謝謝李老師！
李浩：我也感謝你和《文化藝術報》對我的關心！
文化藝術網-文化藝術報全媒體記者 劉龍 趙命可（本專欄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編輯：曉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