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鵬程
魯迅赴西安前一個月，他的《中國小說史略》正好出齊。他向朋友同事、青年學生、境外友人廣泛贈書，這有利于該書的早期傳播，也促進了其早期的“經典化”。他在西安的講演，即以其為藍本，鉤玄提要，取其精華，同時又有新的發(fā)揮創(chuàng)造，也推動了《中國小說史略》的影響力。長安行中，他以同樣的熱情，將《中國小說史略》以及其他作品饋贈在西安認識的青年朋友：
7月20日，“贈李濟之《小說史略》上、下二本”。
8月18日，“寄李約之《中國小說史略》二本。寄李級仁《桃色之云》一本”。
8月23日，“上午以《中國小說史略》及《吶喊》各五部寄長安，分贈蔡江澄、段紹巖、王翰芳、昝健行、薛效寬”。這不僅僅是為了《中國小說史略》的傳播，也包含著在西安結下的濃濃情誼。
1923年12月11日，《中國小說史略》上卷出版，魯迅得樣書二百本，其中四十五本寄女子師范學校代售，剩余一百五十五本。當月贈常維鈞、許季市、俞棻、錢玄同、郁達夫等親朋好友和北大同仁十三本。1924年贈喬大壯、夏元瑮等友好數本。1924年6月，收到《中國小說史略》下冊樣書一百本，轉女子師范學校代售五十本，贈孫伏園、齊壽山、許欽文等十三本（套）。下冊樣書剩下三十七本，能以五套贈送西安友朋，足見魯迅對與他們友情的看重。
然而，從西安返京一月后，魯迅回想起長安，卻用了“栗然”一詞。
這不禁讓我們想起他1921年1月所寫的《故鄉(xiāng)》的開頭：
我冒了嚴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別了二十余年的故鄉(xiāng)去。
時候既然是深冬，漸近故鄉(xiāng)時，天氣又陰晦了，冷風吹進船艙中，嗚嗚的響，從篷隙向外一望，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著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我的心禁不住悲涼起來了。
阿!這不是我二十年來時時記得的故鄉(xiāng)?
我所記得的故鄉(xiāng)全不如此。我的故鄉(xiāng)好得多了。但要我記起他的美麗，說出他的佳處來，卻又沒有影像，沒有言辭了。仿佛也就如此。于是我自己解釋說：故鄉(xiāng)本也如此， —— 雖然沒有進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涼，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變罷了，因為我這次回鄉(xiāng)，本沒有什么好心緒。
1919年12月，魯迅回到紹興探親、搬家，并接母親與其他家眷到北京。這是一次痛徹心扉的回鄉(xiāng)體驗——故鄉(xiāng)的蕭索和農村的破敗讓他百感交集，心酸失落，所以他發(fā)出了驚詫的感嘆——“阿!這不是我二十年來時時記得的故鄉(xiāng)?”自此以后，魯迅再也沒有踏上紹興的土地。
1924年后，他也再沒有踏足長安。
這是魯迅一生中唯一一次西北之行，也是唯一一次內地講學。他將自己的學術和思想直接傳播到西安、陜西乃至西北。
在《故鄉(xiāng)》的結尾，魯迅還想到所謂的“希望”；離開西安時，他已緘默無語了。
如果說魯迅的紹興之行更偏向于地理意義上的返鄉(xiāng)的話，那么魯迅的長安行，無疑更側重于精神意義上的返鄉(xiāng)——返歸中華民族的精神之鄉(xiāng)。時隔不到五年，同樣是巨大的失落。這一次，他用了“栗然”一詞。
“栗然”里有長安行的舟車勞頓、旅途驚險，有軍閥劉鎮(zhèn)華的飛揚跋扈，有7月23日晚在西安的“出校游步，踐破砌，失足仆地，傷右膝”，有自己抄古碑、讀漢唐文章、《關中金石錄》以及關注西北文化地理所構建的漢唐想象與西安現(xiàn)實的巨大落差……更“栗然”的，應該是西安“連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以至于《楊貴妃》寫作計劃的破滅。
在理智上，魯迅當然明白他到的西安已不是漢唐盛世的長安，但巨大的落差還是讓他在情感上無法接受，因而才有情緒化的描述。這種理智和情感的矛盾在他的長安想象與長安行之間，未開始即無法調和。再者，在民國西安尋找漢唐氣象，為虛構的小說文體尋找真實的印證，本身就是一種膠柱鼓瑟和刻舟求劍的做法。因而，《楊貴妃》的流產是必然的。但這并不等于魯迅西行長安不見“佳”，沒有些許的美好記憶。這從同行的孫伏園的《長安道上》中可以看到，從魯迅的文字中也可以窺見。
總而言之，魯迅1924年七八月間的長安行，是交織著期望和失望、收獲和失落的文化考古與文學尋根，是有著小驚險與小驚喜的地理考察，是“小說大家”新文學作品的游光揚聲，是《中國小說史略》及其中國小說史研究成果的學術普及，也是疊加著頹敗印象與美好記憶的文化之旅。
（全文完）
編輯：曉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