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馮積岐

這件事已經過去二十六年了，一旦回想起來，一家人都后怕。這件事和陳忠實老師有關，和住房有關。今年是陳老師誕辰八十年，是他離開我們第六個年頭，我把事情的經過說出來是對他的懷念，是對他再次的感恩。
　　我是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六日走進位于西安市城內建國路上的陜西省作家協會的。當時由于種種原因，要將工作落實在省作家協會難度很大。我在省作家協會干了七年臨時工。一九九三年，作家協會換屆后，陳老師出任省作協主席。一九九四年六月份，陳老師領著我，和我一同到了陜西省人事廳，找到廳長鄧理，希望盡快解決我的干部身份問題。在陳老師和《延河》雜志主編徐岳老師的共同努力下，時年八月，我的工作問題徹底解決了，成為《延河》雜志社正式編輯。一九九六年，我的妻子兒子也進了城。幾年來，我住在陳老師在文章中所說的“半間屋”中。“半間屋”只有半間，十幾平方米，在省作家協會的后院。它原來是《延河》雜志社的編輯王觀勝兄的辦公室，我住進去后沒再搬出去。和作協大院里的所有房子一樣，“半間屋”建于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已很老了�！鞍腴g屋”曾經給我?guī)�來了難忘的記憶——在許多個夜晚，我和路遙、董得理老師、王觀勝以及路遙的弟弟王天樂常常在這里談文學、談寫作，不到凌晨兩三點，不散伙。
　　一九九六年四月，我從“半間屋”搬了出來�？梢哉f，這次搬家，使一家人從死神手中逃出了性命。當時，作家協會的家屬院有人騰出來了四十多平米的兩室房子。和我爭這套房子的是作家協會辦公室的一個女同志，她也是從外地調來的，住在作家協會家屬院的一座廈房中。我心想，我是爭不過這位女同志的，我有自知之明：我的工齡比她短很多，也沒有職稱。我雖然給陳老師說了我無房住的難處，但沒有強求。把兩室房子分給辦公室的女同志，我沒有怨言。過了幾天，陳老師打電話叫我到他的辦公室去一趟。我一進他的辦公室，他直言：積岐，把三樓那套房子給你了。陳老師抽了一口雪茄，說，楊伊伊要和你爭。按理說，她符合住進去的條件。我給她說，作家協會不比其他單位，首先要考慮的是作家，要給作家比較好的寫作條件，這也是慣例。我說我把房子要給你，她也沒再爭。就這樣，我住進了家屬院里的樓房。
　　我從“半間屋”搬出來僅僅一個禮拜，清早起來，我站在陽臺上一看，我住過的“半間屋”不見了。我和妻很吃驚，趕緊跑到后院去看，原來，房子在頭天晚上坍塌了，整個屋頂捂下來，木椽、磚瓦和門一樣高。我和妻震驚而后怕，站在坍塌的房子前，一語不發(fā)。假如，陳老師不把那套房子給我，我沒從“半間屋”搬出來，第二年的今日，就是我們一家人的周年。那屋頂，足以把我們壓成肉餅。沒有假如。陳老師給我們的是房子，是幸運，也是命運。我的妻從作家協會后院回到樓上，不停地說，多虧了陳老師，多虧了，不然……她竟然流淚了。

編輯：曉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