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部地方性特征顯著的小說，《繁花》最引人注目之處，或許還不在于小說中精心勾勒的上海地圖與空間內(nèi)景，而在于字里行間流溢著滬上風情，以及令人唇齒生津的上海方言——準確地說，是經(jīng)由金宇澄精心改良過的上海方言。
　　方言寫進小說，大概有兩種極端：一是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原汁原味將口語化成文字，神韻當然飽滿，但對方言區(qū)以外的讀者是莫大的挑戰(zhàn)；一是李劼人的《死水微瀾》，將方言高度抽象，變作無形的運字機巧，方言區(qū)以外的讀者看來是明白無疑的白話，而四川人讀來則處處有川話的活潑。《繁花》中金宇澄對上海方言的改造，介乎韓邦慶與李劼人的兩極之間。他曾以人稱代詞為例說明《繁花》中滬語的運用：“《繁花》沒有‘你’字，就是上海話‘儂’，有用‘儂’的地方，我改為直呼人名，上海人的習慣，可以直接指名道姓，這就是上海話的真正特征和色彩，與北方不一樣。雖然讀者都知道‘儂’的意思，但是在讀感上，在書面上，我認為太有地方色彩，出現(xiàn)率高，擔心外地讀者有障礙，想想看，一本書翻開，到處是‘儂’‘阿拉’，再比如‘嗱’就是‘你們’，紙面上那是什么感覺？”金宇澄棄用滬語最具辨識度的詞匯，但并不放棄方言的形式規(guī)則，而是透過一般對于上海話的認知，尋找它更為本質(zhì)的特征，用特殊的詞法搭配與句法構(gòu)造，乃至標點符號的活用，營造專屬于上海的語言魅力。這樣的語法策略，既確保了語言的異質(zhì)性，又提供了溝通的便利，而其實對于上海話本身，也未嘗不是一種重新發(fā)現(xiàn)。
　　經(jīng)由如此煞費苦心的錘煉，金宇澄當然可以放心地讓語言汪洋恣肆，《繁花》因此堪稱漢語小說中最眾聲喧嘩者之一：有多少小說敢于像《繁花》一樣，讓它的人物們?nèi)绱肃┼┎恍荩恳淮斡忠淮蔚慕诸^閑談，暗室低語，以及似乎永無休止的飯局，話趕著話，一句往東，一句向西，甚至剛剛說出一個詞就被打斷，看似不斷旁逸斜出，其實句句曲徑通幽。這些連篇累牘的對白，簡直構(gòu)成小說的主體，淹沒了敘述者的聲音，卻絕不顯得喧賓奪主，也絲毫不曾阻滯小說的速度。
　　《繁花》當中其實并非絕對不出現(xiàn)上海方言詞語，只是這些詞語看似游離于敘述之外，容易被人忽略。小說第一章，小毛買電影票回來經(jīng)過理發(fā)店，王師傅讓小毛幫打開水，引出一段理發(fā)店里的術(shù)語解說：“理發(fā)店里，開水叫‘溫津’；凳子，叫‘擺身子’；肥皂叫‘發(fā)滑’；面盆，張師傅叫‘月亮’；為女人打辮子，叫‘抽條子’；挖耳朵叫‘扳井’；挖耳家伙，就叫‘小青家伙’；剃刀叫‘青鋒’；剃刀布叫‘起鋒’�！边@些生僻詞語，較之普通話的慣常用語遠為活靈活現(xiàn)，不僅記錄下一個逝去時代的聲音記憶，而且將詞語所指涉的形象與動作呈現(xiàn)眼前。而小說反復暗示王師傅是蘇北人，說蘇北話，則或許這些詞語更表征著方言的交流融合，以及背后的人口遷徙，也未可知。
　　如果說，《繁花》中的上�？臻g因為貯存了記憶、情感與意義，而創(chuàng)造出一種獨特的敘事方法，那么這些滬語方言詞語，同樣通向時間的深處、紛紜的人們、林林總總的故事。這些飽含記憶的詞語，或許的確令金宇澄念茲在茲，不能或忘，因而必須用解詞的方式撒落在敘事的空隙，以期有人借此打開封存已久的往事。而除此之外，金宇澄始終如前所述，恪守自己的用語原則，不以滬語設(shè)置閱讀屏障，保證小說充足的開放性。金宇澄所希望捕捉的，并非上海方言的表象，而是內(nèi)在的神韻。因此若要理解上海方言何以能在《繁花》中成為一種敘述方式，也必須從其內(nèi)在神韻著眼。而對這神韻的最好概括，大概就是小說中出現(xiàn)1300余次的“不響”二字。連金宇澄自己也說，“上海讀者看到‘不響’，應(yīng)該會心一笑。這兩個字，上海人每天無數(shù)次使用，天天掛在口頭，描述身邊人，領(lǐng)導、父母、朋友對某事的態(tài)度，比如‘我講了半天，領(lǐng)導不響’，即領(lǐng)導不同意、不開心、不表態(tài)，或者沒精神，肚子里打小算盤，是最具上海特色的語言，比‘阿拉’‘儂’之類，更有上海標識性�！�
　　400多頁的小說，平均每頁要出現(xiàn)3個“不響”，如此扎眼的高頻詞匯，敏銳的評論者們當然早已將之討論得快成陳詞濫調(diào)。但參照金宇澄本人對“不響”的發(fā)言，或許仍有必要更為明確指出的是：“不響”絕不僅僅是一種“留白”的修辭技術(shù)，以沉默表達尷尬、不悅、茫然等種種情感或情感的復合交疊；作為上海方言中最具標識性的詞語，“不響”或許更表征某種上海的典型性格。阿寶面對李李，或康總面對梅瑞，盡管內(nèi)心未嘗不心猿意馬，但是與常熟的徐總不同，一旦女方主動示好，阿寶和康總總歸是“不響”，這當中就有一種上海人的謹慎、內(nèi)斂與世故。而同為上海人的，除了小說里的阿寶們，還有一個小說外的金宇澄。題在扉頁的那句“上帝不響，像一切全由我定……”，在脫離了小說中的具體語境之后，似乎也在提醒我們，作為這部小說的造物者，金宇澄也必將使他“不響”的上海性格，作用于小說的敘事層面。
　　“不響”當然并不是真的沉默，阿寶們盡管“不響”，盡管情緒紛亂難以名狀，但讀者卻能心知肚明，靠的是隱曲的暗示。因此“不響”不是不說，只是不直露地說。于是我們便在《繁花》中不斷看到吞吞吐吐、以退為進、借此說彼、一語雙關(guān)。鐘大師預言陶陶必因女人引火燒身，這讖語最終落在小琴身上，但金宇澄卻有意寫出一個潘靜引人注意，令讀者與陶陶一起，不知不覺落入小琴的圈套。汪小姐首度出場，與老公宏慶為生二胎爭執(zhí)口角，是誰都不會注意的閑筆，直到最終她因借種生子而陷入困頓，才讓人恍然記起當初的這一幕。而江南春游，她有意誘引康總與梅瑞勾搭成奸，后來倒是她自己被李李獻給常熟徐總，正是相映成趣，因果循環(huán)。梅瑞先與滬生戀愛，后移情滬生的朋友阿寶，復又勾搭有婦之夫康總，到最后和自己的繼父香港小開鬼混在一起，層層鋪墊遞進，終于一步一步走向毀滅�！斗被ā分心切┗靵y交織、大同小異的情欲故事，依靠金宇澄如此這般的巧手安排，才變得花團錦簇、精彩紛呈。而在小說的另一支線敘述中，金宇澄寫盡混亂世相，卻獨獨不曾正面書寫對于上海青年而言最為痛苦的上山下鄉(xiāng)。無論大妹妹的發(fā)派安徽，還是姝華的遠嫁吉林，都是旁敲側(cè)擊，一筆帶過。金宇澄自己也表明：“這部小說所寫的上世紀70年代，其時我并不在上海，身在幾千里以外的東北，但我拒絕在小說中寫東北這一塊……”其實哪里是不寫，而是早在“革命”發(fā)生的前夜，金宇澄便以阿寶、蓓蒂與阿婆的紹興還鄉(xiāng)之旅，將上海知青面對荒野鄉(xiāng)村所感到的震驚與絕望寫了出來。
　　這種種筆法，在中國傳統(tǒng)小說的評點中有個術(shù)語，叫作“草蛇灰線”。在《繁花》的跋里，金宇澄申明態(tài)度，立意要沿著話本這道舊轍，去探究“當下的小說形態(tài)，與舊文本之間的夾層，會是什么”。然而中國傳統(tǒng)小說的遺產(chǎn)多矣，何以單單發(fā)揚這一支？或許并非金宇澄選擇了這種形式，而是這種形式選擇了金宇澄。正如并非我們在講述語言，而是語言在講述著我們。

編輯：北月